【办公室文苑】

永远怀念您：我心中的“苏星老师”！

——来自一位基层人大工作者的追悼之声

【2】

四川省人大代表：翟峰

信是这样寄出去了，但我当时心中确实没有底，因为我并未对处于高位的“苏星老师”的回信抱多大的希望。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对于我这样一位身在基层的无名青年，位高名盛的苏星校长完全有理由“因工作忙”而不屑一顾的！

然而，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无根据的。因为，“幸运”确实惠顾了我这个“有准备而又有心”的普通人！

就在我给苏星老师去信后的半月左右时间，我就收到他给我回的第一封亲笔信。信笺用是的有“求是杂志”五个红头印刷体字的专用纸，上面用工整、流利、苍劲而又娴熟的毛笔小楷写道：“翟峰同志：收到来信和文稿，从文稿看，你提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重要制度，这与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并不冲突，也不应该发生贬低其他制度的误会。我的意见是，似不必在‘首位论’上作过多的文章，而应从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中，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应当承认，近年来这方面的确是不断进步的——虽然对此还有许多人不那么满意。我对政治体制没有作过专门研究，文稿已转给我社政治理论部研究处理，并请他们同你直接联系。谢谢你的支持，顺署祺。苏星，1988年8月5日”。

当时，我读到这封信时的激动之心确实是有些难以言状的！是呵，一位在全党和全国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知名大学者，还有着那么高的职务，却能这样不厌其烦地亲笔回信给素不相识的一个基层爱好理论写作的年轻同志。如此高的德行操守，怎能不令我这个普通人深感“幸运”而终生难忘？！而从这封简短的信中的字里行间，我“读”到了一位中共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位省部级老领导、一位德高望重的理论家所特有的和霭、谦诚和善解人意！

“苏星老师”的回信中不仅肯定了我的“首位论”观点的正确，而且还明示我“不必在‘首位论’上作过多的文章，应从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中探索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制度的作用。”我记住了“苏星老师”的这一“明示”。于是，我当年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接连写下了《对继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考》、《党的领导与政治体制改革》等理论文章，并都寄给了苏星老师审阅。“苏星老师”对我寄去的文章不仅亲阅、修改，而且还分别批给了《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部和中共中央党校《党校论坛》杂志社研究处理。

如我寄“苏星老师”的那篇“首位论”的理论文章，他不仅“明示”我如何正确把握研究角度的问题，而且把此稿批给了“求是”杂志社的政治理论部“研究处理”，并要“他们”与我“直接联系”。事实上即是，不仅《求是》杂志政治理论部认真审阅了我的此稿，而且该部的编辑同志还专门给我来电话，告之此稿不宜在《求是》杂志公开发表的缘由，并建议我改投当时中共辽宁省委《理论与实践》杂志社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理论内参》刊物。经我同意之后，《求是》杂志政治理论部的同志将我的这篇“首位论”的文章推荐给了这份《理论内参》杂志编辑部。很快，此文在1988年第6期《理论内参》全文刊发。而对于我写的《对继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的思考》一文，《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部的老师们认为较适合在省级政治理论刊物发表，于是积极建议并推荐给了四川省的《政治学研究》内刊，使该文最终于1989年8月25日在该刊第20期发表。我写的另一篇文章《党的领导与政治法制改革》在寄“苏星老师”后，他于1989年9月18日给我的亲笔信中专门告之：“文稿已转《党校论坛》，他们会同您直接联系。特此函告。你很勤奋，希发扬。《党的领导与政治法制改革》一文，很有一些见解，观点上亦是正确的。建议文字上再改精炼点。”不久，《党校论坛》编辑部即专门函告于我：“苏星同志将你的稿件已批给我部处理，我们对你的支持表示感谢！你虽在基层，但近结合本职工作，对有关问题作认真研究，也不容易。为此，我们选择了您的这篇稿件，留下待用。欢迎您继续对我刊予以大力支持，并多提宝贵意见”。虽然，此文最终未全文刊出，仅在《党校论坛》“理论信息”栏目上以摘要的形式发表，但我仍按该刊编辑提出的修改建议作了进一步地修改，完善，最终此文在中国人才研究会主办的《人才研究》季刊1990年第4期全文刊出。

注：作者现任四川省和广元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城环资委主任，系九三学社广元市委副主委、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参政议政专委会副主任，并系中国社会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人大》特约记者，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写作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四川省秘书学会学术委员。

【待续】